在甘肃敦煌至酒泉卫星航天城旅游热线之间，有一个著名的风景名胜区雄居大漠深处，依山傍水，水域辽阔，白杨参天，鸟语花香，流水潺潺，具有雄、特、奇、秀四大特点。工程建筑规模宏大，神话传说优美动听，人文历史彪炳史册，被称为丝绸之路上的“塞外江南”。这就是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国家水利风景区——金塔鸳鸯池风景区。
这个拥有“大漠瑰宝”“塞上明珠”等美誉的旅游景区，是依托金塔鸳鸯池水库建成的。鸳鸯池水库位于今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与金塔县之间，因水库坝址建设于金塔县境内讨赖河干流之上的季节性湖泊鸳鸯池而得名。这座水库兴建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战与内战的艰难岁月，见证着政府、银行、官员、学者以及普通民众在西北大后方发展生产、支持抗战的历史，2011年被甘肃省政府公布为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笔者以史料学为指导，通过e-考据、档案挖掘等途径，广泛阅览各类文史资料、回忆录以及研究成果，力求全景呈现鸳鸯池水库所承载的家国记忆，重新审视它所蕴含的文化价值。
在一个地区，每年的降雨量大于蒸发量，就会气候湿润。而在我国地广人稀的河西走廊，年降雨量远小于蒸发量。干旱缺水成为长期制约农业生产的最大因素。据近代水利文献记载，在河西走廊一些地方，水权可以单独交易、可以用作抵押，还可在婚嫁中作为嫁妆和彩礼。可以说水权在当地社会生活中具有一定的通货功能。位于甘肃酒泉市的金塔县，除了6.4%的绿洲之外，其余均是沙漠戈壁。全县年均降水量仅为40mm～60mm，但蒸发量达到2538mm。其蒸发量是降水量的50倍。这样的环境，生长农作物全靠灌溉，水资源非常珍贵，是“无灌溉即无农业”的典型区域。
酒泉—金塔地区以发源于祁连山区的内陆河讨赖河水系为共同水源。发源于祁连山的讨赖河、洪水河在酒泉县临水村汇合，至夹边沟又汇入清水河，流经鸳鸯池村，穿过佳山峡流至金塔县。每年12月至次年5月，三条河的流量只有14～16m/s，不够农田灌溉，酒泉与金塔两县常发生争水纠纷；8、9月融雪洪水流量达400～500m/s，经常发生水灾。
酒泉县位于河流上游，灌溉条件优越，人口稠密、社会繁荣；金塔县位于下游，灌溉水源常感不足，18、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主要是依靠酒泉尚未充分的利用的部分径流维持农业发展，故人口数量以及繁荣程度皆远不及酒泉县。大约从19世纪末期开始，酒泉县渠道取水方式由无坝顺河引水改为有坝拦河引水，这一显著变化使得地表径流在灌溉期间被全部留蓄于上游，下游金塔地区的灌溉状况在20世纪初急剧恶化。
金塔县和上游的酒泉县之间因灌溉用水分配不公而引发的纠纷日益尖锐，每年夏秋季节，双方都会因分水矛盾而聚集数百人甚至数千人持械斗殴，致死致伤之事常有发生。甘肃省政府对金塔县的用水需求深感同情，遂在派员调查后于1936年初发布训令，强制酒泉于灌溉期间让出部分水源，向金塔实施“均水”，引发酒泉方面强烈反对。酒泉士绅与民众认为未有成例，不但拒不执行省府命令，而且多次与前来“均水”的金塔民众发生激烈冲突，当年即爆发数次千人规模以上的械斗；省政府、第七区公署几番试图调整“均水”方案，皆以失败告终。愈演愈烈的争水活动对区域社会造成巨大伤害，酒泉、金塔两县隔阂日深，水利危机有演化为全面社会危机的趋势。这段历史史称“酒金水案”。
在金塔县与上游酒泉县多年的争水纠纷中，当地士绅赵积寿和有识之士就有了筹建鸳鸯池水库的想法。那一段时间，赵积寿在行使“均水”职责时，有几次险些丧命，但他毫不畏退，坚持“水是祁连山自然资源，应是两县均沾泽沛”的观点，在酒泉和金塔两地民众中游说。从1934年起，他经常带着“万民折”、“呈诉状”和枯死幼苗及青秕谷物远赴省城兰州为民请愿，向省政府主席求助，呼吁兴建水库。1938年，省政府采纳了金塔县县长赵宗晋和酒泉县县长凌子惟以及赵积寿等人“兴修鸳鸯池水库”的建议。然而，苦于经费等问题困扰，兴建鸳鸯池水库之事搁浅。赵积寿不得已再次踏上远赴省城请愿、化缘之路，又做了四五年时间的苦行僧。
赵积寿为了修水库的事三番五次上省城，为了可以见到省政府官员而常住兰州，有一次往返兰州花费7个月时间。日久不能面见省政府主席，赵积寿想出了绝招，在省政府大门前撒下豆子，自己跪在上面，迫使省政府主席接见。
其实，该水库工程地质地形条件很好，工程费用较低。放到现在，凭酒泉当地的财力也可承担，但当时国家十分贫穷。1931年，东北三省及热河、察哈尔、内蒙的大部分被日本占领，东北的矿产资源和粮食被掠夺运往日本。1937年～1945年，中国大半国土尤其是经济发达、税源丰富的东南沿海相继沦陷，经济落后的西北西南成了抗战大后方。国民政府四分之三的财政收入要投入抗战，根本无暇顾及在甘肃修建水库。甘肃省政府更是只有少数财力与技术人才兴办这项民生工程。对此，时任第七区专员的曹启文表达了悲观态度。他在一份说服酒泉民众遵守省府1936年训令向金塔“均水”的批示中表示，抗战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国家无暇顾及酒泉，水库修建的时机恐怕要在胜利后才能到来。
河西走廊不但是抗战初期重要的国际援华通道，也是当时中国唯一的石油基地玉门油矿所在地。此外，在东部诸多优良农业区相继沦陷后，政府寄希望于西北大后方的河西走廊成为新的粮食主产地，故水利必须先行。
1930年代的甘肃大旱灾,促使中央与甘肃省政府重视甘肃水利事业。宋子文主持民国经济委员会时,与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发起兴修洮惠渠并于1938年完工,这是甘肃建筑新型灌溉工程的创始。1939年,朱绍良调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再度兼摄甘肃政务。宋子文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两人商洽合作开发甘肃农田水利。1940年9月,中国银行副总稽核霍宝树考察西北,就合作事宜与甘肃省深入磋商。时值谷正伦调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主管中国银行农贷业务的著名经济学家张心一担任甘肃省建设厅厅长。为了经济抗战,他们都积极地推进甘肃各项建设事业。
1941年春,甘肃省政府与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多次交换意见,终于达成合作开发甘肃水利及森林畜牧事业的协议。同年4月23日,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代表霍宝树与甘肃省政府在兰州签订了《发展甘肃省农田水利林牧事业合作办法》,合组甘肃水利林牧公司,将全省水利工程等事项划归公司管理。4月24日,在甘肃省政府中山堂举行甘肃水利林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甘肃省政府与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均派代表出席。
会议推选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任该公司董事长，张维（甘肃省参议长）、张心一（省政府委员、建设厅长）、霍宝树（中国银行副总稽核）、束士方（天水分行经理）为常务董事,董事由朱绍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谷正伦（省政府主席）、沈怡（著名水利学家）、郑震宇（省民政厅长），天水分行副经理杨朗川、沈钥，兰州支行经理郑恩卿等10人担任,公司监察人由中国银行总账室主任姚崧龄，天水分行副经理张鸣岗、胡名甫，省政府会计长王廷翰，甘肃学院院长宋恪等5人担任。公司CEO就是中国第一位水利专业洋博士、8年后就任联合国亚洲远东经委会防洪局长，成功治理开发湄公河流域的的沈怡博士。由此可见，甘肃水利林牧公司管理层汇集了一批有担当、有才干的政府官员、银行家和专家学者。
甘肃省政府与中国银行合资组建的甘肃水利林牧公司，资本金1000万元，按“省三行七”的原则分担，1942年增资到6000万元（当年全省各市县预算收入3175万元，由此可见中国银行对甘肃投资力度之大）。公司专门统筹、规划、办理甘肃的农田水利、森林、畜牧事业。从此，由中国银行投入巨资、实行公司化经营的甘肃水利事业迎来了大发展。
甘肃水利林牧公司除总经理沈怡外，副总经理为郭铁梅、赵敦甫，总工程师为周礼，副总工程师为原素欣。他们都是国内一流的水利农林方面专家。公司设若干林场、牧场，在武威、张掖和酒泉设立水利工作站，分别负责河西三专署各县的水利维修、管理、开发；设立肃丰渠工程处，负责酒泉、金塔、玉门、安西、敦煌灌区渠系规划设计及鸳鸯池水库工程规划设计施工。所谓“肃丰渠”，其实是指金塔县灌区的整体现代化改造，其核心就是作为灌区水源的鸳鸯池水库。1943年6月，水库进入施工阶段，成为甘肃水利林牧公司重点推动建设的大型水利工程。
至此，两百多年的两县水利纠纷，总算得到符合科学原理的解决方案及切实可靠的经费支撑。
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实施新政的样板，田纳西河流域开发成就了20世纪最著名的巨型公共工程之一。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即是为建设管理流域内诸多工程而设，是一个具有政府部门性质的流域管理机构，对于灌溉、防洪、发电的组织协调皆具有很大的统筹管理权力。美国用了十年时间，将一片荒凉的田纳西流域变为一片果园、菜园和稻田。还利用最便宜的水电，发展了世界上最大的几个耗电工业，如炼铝、制胶等，将好大一片经济落后的区域变成了美国最富庶的地方。因此，田纳西工程引发中国水利工程界的普遍关注和向往。
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总经理沈怡坚信，河西走廊是中国除长江、黄河流域以外第三个适合引入田纳西模式的区域。他甚至认为，“我们要想国家迅速工业化，很快的走上民主道路，使国家富强，人民安乐，舍此之外，别无第二条道路可走。”作为甘肃水利林牧公司副总工程师，原素欣也抱有与沈怡类似的想法。他希望有一个类似TVA的机构可以“使技术意志迅转行动”，即可以使工程师的技术思路免于受到地方官僚及原有体制的掣肘，快速付诸实践。工作在工程一线的技术人员也期盼“田纳西模式”，希望这样一个强大的技术机构能够直接贯彻工程师的意图，高效使用资金，而核心是“实行有力动员”。他们不满足于完成水库建设，而在于对流域的综合治理与开发利用。沈怡在调任交通部次长后仍然表示，“甘肃水利林牧公司之努力，与美国TVA之理想近似”。
中国银行坚定支持甘肃水利事业。甘肃水利林牧公司办的是水利、森林、畜牧三项事业，都是要下大本钱而且投资见效慢的事业。沈怡认为，公司乃以营利为目的之企业组织，虽有大笔资本，必须能保本付息，而办的却偏偏是于人民有益，于公司无利的水利。他觉得这副担子不轻，只怕对中国银行这个大股东不能交代。但身为中国银行副总稽核的霍宝树却毫不在意。他说，银行有的地方大笔大笔的挣钱，就该在有的地方大笔大笔的花钱，这才像个国家银行。他甚至说：这是中国银行准备为国家向西北地方送的一笔礼。他叫沈怡尽管放大胆子向前去做。中国银行不仅加大投资力度，将水利林牧公司的资本金在成立次年增加到6000万元，而且从总管理处和天水分行、兰州支行选派德才兼备的领导担任常务董事、董事和监察人，参与公司管理决策。当年主流媒体兰州电讯称：“中国银行在抗战中间的最大成就，是在西北奠定了经济的基础。一个是从事工矿运输的雍兴公司，一个便是甘肃水利林牧公司。”(见《沈怡自述》第287页)。
甘肃水利林牧公司经营管理有方。沈怡拟定的公司营业方针是：“一、水利，不以牟利为目的，但须能保本付息；二、森林畜牧，以牟利为目的，但不斤斤于近利，平时须能保本付息，日久须有利可图。”省建设厅长、公司常务董事张心一对第一条加注解释“公司并非不以牟利为目的，所不同于一般者乃舍近利，谋远利，舍小利谋大利。”沈怡认为这一解释正合他心意。
甘肃水利林牧公司十分重视公司治理机制建设。按公司法及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条例规定，该公司设董事会及监察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为股东大会,董事会为其执行机关,由总经理负责生产经营等日常事务，另外设有总管理处，包括秘书室，总务处与会计处,水利部、林业部、畜牧部三个技术部门和从事经营的业务部等机构。
总经理沈怡认为:“每一个机构中,人事办不好,任何事都是办不好的。”他还说：本公司为一技术机关,无疑的是要注重技术,但事实告诉我们技术与管理,有其不可分离性,吾人欲求所负使命的贯彻,非于技术之外,在管理上同样注重不可。
就管理问题，沈怡对公司同仁致词：“盖在外国一切事业皆上轨道,则工程师人材,不过萧规曹随,循序渐进,中国则诸凡草创，不特技术上仅有难题,技术家且须于技术之外,应付环境,安排人事,甚至筹划经济,勾稽账目,分任庶务,一有不周,促足影响事业,或竟引起责任问题,其为繁剧,远非书生学者所能堪。然今日之技术家,本负开创局面之责,正须忍耐沉着,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其间最需人格的修养,不畏艰难,不贪逸乐,发挥大禹治水之服务精神,为中华民国建立百年不朽之基础。”
公司成立之后，建立了各项规章制度。如人事管理须知、公文处理规则、职员任免规则、职员考绩规则、职员薪津规则、职员奖惩规则、职员职务津费规则、河西职员特种津贴规则、职员给假规则等等。公司各项制度设计相当周全，体现出现代企业制度中权责明晰、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原则，为公司上下高效运转提供了制度保障。
甘肃水利林牧公司能在战火纷飞、物价飞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使得甘肃的水利工程建设、森林畜牧事业取得显著成绩,除了有中央与地方政府支持,金融资本扶植外,还与刚入不惑之年，拥有土木工程与水利专业背景的沈怡总经理善于管理企业有密切关系。
工程技术人员精心设计施工。1942年6月，甘肃水利林牧公司聘请中央大学水利工程系主任原素欣教授为肃丰渠工程处主任。当年秋季，就开始鸳鸯池水库的测绘设计，编制实施工程的方案。原素欣招聘大学毕业生10余人，指导他们工作。其中有一人已从事过土木工程设计施工4年，一人从事过机械设计2年，其余全都是刚刚毕业的。他们分别毕业于中央大学（在重庆沙坪坝）、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武汉大学（在乐山）、交通大学（在重庆九龙坡）。筑坝土石料的力学试验委托在重庆的中央水利实验处进行。水工模型试验在酒泉城外水渠边砌筑水工模型进行。钢闸门和启闭机是自行设计委托兰州机械工厂制造。羊足碾是自行设计委托酒泉铜作坊制造，隧洞开挖采用钢钎和小爆破作业，土方运输全靠小斗车人力推运。
“兴建鸳鸯池水库，地形测绘首当务。库容大比尺地图，设计施工之要素。灌区万分之一图，关系千家与万户。测量队长王接陈，地形实测淦臣顾。一九四三年初冬，测绘成图全交付。”这首祝贺著名水利水电工程专家顾淦臣百岁华诞的七言诗，回顾了顾教授当年师从原素欣参加鸳鸯池水库建设的历史。
鸳鸯池大坝的建设正值抗战与内战期间,工程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肃丰渠工程处鸳鸯池水库工程人员办公和住宿都在佳山峡右岸山顶的青山寺内。青山寺周围10公里渺无人烟，与山下工地高差约300米。工程人员早餐后就从青山寺由山道走下去到坝址,中午爬山到青山寺吃午饭,饭后立刻下山,到傍晚再上山吃晚饭,晚上作计算或修改图纸,有时夜晚还要下山工作。他们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辛勤工作都不觉累,主要是想到,修好了水库,能大大的提升农业产量,改善人民生活,增强国家实力,以便打败日本侵略者,早日回到久别的被日军侵占的家园。
他们虽居古寺中,听惯了朔风呼号铁马叮当,但没感到孤单忧伤。他们每月的工资只能买60斤面粉,也买不了什么衣物,只求能吃饱饭、能有劲工作就行,夏季能吃到当地香甜脆的克克齐甜瓜就是莫大享受。当年的水利专家们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以顽强而乐观的精神,为中国第一座土坝水库默默奉献自己的青春与智慧。
当地民众不畏艰苦无私奉献。鸳鸯池水库于1943年6月动工兴建到1947年7月竣工，酒泉、金塔两县陆续投入劳力4000人。他们来自周边10多公里甚至30公里，轮流被派到工地参加大坝建设。他们主要住在青山寺山脚下的地带,住的是简陋的板房,每天吃的都是馍馍加点辣椒,很少吃菜,吃也是吃野菜。可是,我国第一座现代土石坝就是在他们不畏艰苦、无私奉献的劳动中建造出来的！当时,工地碾压心墙土料的羊足碾是用8匹马拖拉的,有一些时候因工作需要,民工们就不辞劳苦地自己拖拉。
历时5年艰辛，鸳鸯池水库于1947年5月建成。水库坝高30.26米，总库容1200万立方米，为中型水库，保灌7万亩土地。初建工程完成于抗战与内战的艰难岁月中，但其大坝却是由我国技术人员严格运用现代土力学原理建成的第一座土石坝。竣工之时，《大公报》等主流媒体都刊发了长篇通讯，其中《联合画报》更称其为“全国第一水利工程”，并且走入教科书，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高校水利专业课堂上的经典工程案例。鸳鸯池水库竣工时，在水涵洞出水口悬挂有金塔县政府所献“继禹云迹”匾额，以此褒扬鸳鸯池水库建设者的功劳，不仅在于完成了这一伟大工程，亦如大禹一般树立起个人品德与社会成就的丰碑。
1949年10月，彭德怀将军率领人民西进时，取道莅临金塔县，视察了鸳鸯池水库，语重心长地叮嘱:鸳鸯池水库，这可是金塔人民的金饭碗，我们可得要好好地保护！颇具戏剧性的是，此前一年，行将离任的民国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亦专程视察鸳鸯池水库，接见水利专员，并对水库的修建表示赞叹。国共两党在西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先后视察鸳鸯池水库，折射出这一水利设施在新旧政权交替中的重要作用。
自从水库建成后，当地民众所谓“旱年”与水利部门所谓“枯水年”继续见于各种口述材料与专业文献，惟独“旱灾”一词的使用频率骤减。因一座水库，终于使金塔人民挣脱旱魔的束缚，开启了有旱而无灾的历史新篇。随之而来的，就是金塔县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金塔县曾荣获全国农业先进县、全国商品粮基地县、全国百强产棉县等荣誉称号。
新中国成立后，继鸳鸯池水库之后，又修筑了解放村、大墩门、红沙墩等大大小小14座水库，总库容量达1.88亿m3。经过五次除险加固，鸳鸯池水库主要由大坝、溢洪道、输水洞、发电洞、电站等五部分所组成，已成为集蓄水、防洪、发电、旅游、养殖为一体的大（二）型水利枢纽工程。水库流域面积12439平方公里，回水长度12公里，抗七级地震，防百年一遇的洪水，担负着金塔县40万亩农田的灌溉和防汛任务，是金塔人民的“金饭碗”，被喻为“母亲库”。库区人口从建库前不足2万增加到现在近15万人。
在金塔县人民政府所立鸳鸯池水库纪念碑上镌刻有一篇“鸳鸯池水库铭”，铭曰：“金酒原一家，佳山为脊。池水汇三河，鸳鸯游栖。西北本干旱，金塔素缺水。冬天水白流，夏季贵如油。上游截，下游争，纠纷时起，械斗不断。一九四七年建成水库，储水千百万方，首开储灌先河。......”
饮其流者怀其源。这座修建于抗战时期的中国第一座土坝水库，与今天矗立在中国大江大河上的大型水利工程相比，的确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它所承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价值却不容忽视。美好生活来之不易，若没有那些为民解忧的先辈，何来后人可以肆饮的洒脱。后人在享用前人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应该心存感恩，饮水思源，积极弘扬传承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
目前，国内学者论及鸳鸯池水库，大多从工程技术层面总结引以为傲的技术创新。如：鸳鸯池大坝是我国坝工历史上第一座现代土石坝，采用粘土心墙坝型, 直到今天在国内外都是公认的合理土石坝坝型。鸳鸯池大坝粘土心墙采用的人工加砾粘土，在当时是一项原创性的世界领先技术。中国人自主制造了碾压粘土心墙所需的当时世界上先进的羊足碾。在土坝与溢洪道之间设导水墙作为坝头挡土墙与溢洪道相连,既节省土坝填筑量，又节省溢洪道开挖量。这是一种很好的设计的具体方案。该大坝是我国坝工历史上加高次数比较多的坝(曾先后加高3次)，证明该水库工程质量一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等等。这些技术创新的确可贵，然而在制度文化层面的创新更为可贵，是需要传承的精神财富。因为后者是前者的动力源泉和机制保障。
以金融之力组织生产要素。当年成功建设鸳鸯池水库的历史告诉我们，一项大型社会工程需要金融杠杆来撬动。如果单纯依靠当地薄弱的公共财政，鸳鸯池水库的建设会遥遥无期。然而中国银行的热情参加，在短期内动员汇集了建设水库所需的各种人财物资源，通过金融力量，发挥了生产要素“粘合剂”、经济发展“助推器”，以及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调节器”的作用。与此同时，由于股权融资需要投资回报，债务融资需要还本付息，这种条件约束客观上有利于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以改革创新推进社会事业。水利、林业和畜牧业投资额巨大，回收期长，甘肃省没有因循各省由政府部门兴办水利事业的传统，而是政府与银行合股成立甘肃水利林牧股份有限公司，这在当时是全国首创。通过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实现政府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解决了单纯依靠财政拨款常常会出现的财政投入不足、资金使用效率低的难题，这是投融资方式上的创新。甘肃省政府、中国银行主要领导以及著名专家学者进入公司最高管理层，聘任德才兼备的专家担任公司CEO，形成了政企分开、产权明晰、管理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在企业制度上的创新。鸳鸯池水库，不仅创造了我国水利工程建设上的多项第一，而且开创了以建设大型工程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先例。
以优秀文化增强企业凝聚力。在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成立周年纪念仪式上,总经理沈怡提出“公诚勤廉“上下同心”和“内外一体”的公司训条。他认为职员在外工作的,犹如战时出征的将士,而在总管理处工作的,就如同参谋部一般,它们只是职务和责任的不同,但没有轻重之别。
他说：吾们在公司训条中又提出的一个“诚”字,是很重要的。所谓“相见以诚”是人与人相处之道,还有一个“恕”字,虽末列在训条之内,但是他的意义也很重要。彼此相谅,是谓之恕,也是人与人相处之道。本公司现在负着重大的使命,中央与地方的期望何等关切,应深切注意精神的团结,这期间,“诚”和“恕”两个字,就有甚大的作用。将诚恕二字的工夫完全做到,必可将任何困难问题,变为很简单而易于解决的了。
当年在鸳鸯池水库建设工地，每天以升旗降旗作为工作起始、收工的标志，每日上工前除由民工大队队长点卯训话外，还有十五分钟宣读报纸新闻的时间，使民工知晓大事。工地设有医疗处，可以处置轻伤和一般疾病。工地监工佩戴统一徽记，工程处对体罚行为有明文限制。工地有详细的个人工分统计，每半月评选先进、发给奖励。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总部还曾试图在工地开展体操训练、定制特种岗位工服、安装工地广播等举措，终因经费问题未能推行。
以工程建设提升劳动者素质。劳动者素质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在人才教育培训和技能训练方面，鸳鸯池水库工地亦成为一所速成学校。1949年后金塔县水利局数任局长都曾参与鸳鸯池水库施工，工地被他们都以为是水利工程启蒙学校，因为“以前都是上面叫干啥就干，不知道为啥干，在这里第一次把为啥非这样修水库的道理搞清楚了”。20世纪50年代，兰新铁路开始修建，有关方面在吸收石工、木工参与施工队伍时，特别强调注意从金塔县招募，因为其“服务水利工程期间，多已掌握浆砌技术”，且很多人可以读懂简单的工程图纸，而河西走廊别的地方“缺乏此类技术工人”。不仅如此，参加过鸳鸯池水库设计施工，也成了当年一些青年学子职业生涯的重要起点和辉煌记忆，为他们成为新中国一流的水利工程专家，在中国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以及教学科研领域做出重要贡献奠定了基础。
今日的鸳鸯池水库，碧波万顷，滋润着西北大漠；粼光闪闪，映射出这一世纪工程决策者、建设者的智慧与汗水。游人们在这里驻足，可以抚今追昔，知往鉴今，引发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深入思考。
2.祝元梅：《民国时期甘肃水利林牧公司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5月
3.张景平：《水利、政治与区域社会——以民国鸳鸯池水库建设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5期
